斯迪电话来，说他和大学遗传老师戴灼华在书店等我，脑子里立刻闪现当年庞大教室中戴老师的身影。定格的画面中，她一头黑色卷发，说话声音震人、抑扬顿挫，表情活灵活现，“当年，C—C—谭……”、“这是张—博—老师，博—士的博……”。背后是她狂放的版书……
冲出门去，他们已经站在门口楼梯下。
戴老师头发极短，鲜艳的羽绒服里露出鲜艳的薄毛衣，斜挎方书包；和高个子的斯迪相比，那么瘦小；和她自己全白的头发相比，她的皮肤似乎是格外黑，五官竟也模糊了些。她向我伸开双臂。我心中像是噎住了东西，不知这种感觉该用什么词句来形容。张口不知说什么才得体。我说，戴老师，您一点也没变。心里想：五年时光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留下了何等的记号。

当年愣头愣脑跟着田萌拿推荐信叫她签，整个过程毫无感觉，事后记得的只有蹲在窗台的两只胖猫，在她家或许被请喝了水；如今绞尽脑汁想找出星巴克里最好喝的东西，她却猫在我耳边向笨拙的我要了一杯苦涩的冰咖啡。
半截她款款而谈，旁边一位胖黑人警察大叔突然凑过圆圆的一张脸，说：“I hear the queen is speaking！”戴老师自豪地挥手说：“我是她们的遗传老师，她们都是我的学生，都是特别好的学生。”当年听她炫耀在外国的师兄，多少有些不知所云，而如今自己竟成了这个角色。过了一会儿警察大叔说：“容我告退，your majesty。有事call我。”戴老师也尊贵地点点头。
发去合影，在信里写：“一晃五年，再见很是亲切，变了的只是校园。通讯录上再次留下的签名，就像当年推荐信上一样豪放。”可是至少，如今不再教课的她，已经没有了用染发液遮挡苍苍白发的，以及用颜色描画出眉眼轮廓的必要。
在暮色中道别，她又向我伸开手。说：“听戴老师的话，在美国，先别回去。要做Science。”我努力地笑，点头说：“嗯，好。”
你没法不辜负什么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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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的好友王立功在前一周也来了，一天便走了。见面两次，我次次迟到，在街上带他冻一个晚上连个像样的饭馆也找不出来，离开的时候我糊里糊涂招招手，让他自己回去，我自顾自去party；走了以后细细琢磨，越想越不对劲，用了成倍的天数来难过……
想起第一次认识他是初中我年级第二，班主任老师不怀好意地给我指认排在我前边那个第一。我心想您以为我真稀罕和实验班的家伙拼么。后来到了一个班，再没老师暗示我超他，这太好了，我们可以关系融洽地一起唱歌。不过后来又糟糕了，我们去同一个老师那里学琴，他的课排在我后边的时候总是准时来（你干什么准时来啊！）。当着他弹琴让我紧张得心惊肉跳，发誓下周好好练习（或者祈祷将来不排在他前边），被老师放走的时候谢天谢地落荒而逃。
直到今天，再见的时间要以五年为单位。那些逝去的岁月啊。
后来田萌看到我俩照片，说王立功以前“水灵”，现在“有点老”。呵呵，我们老觉得别人的五年沧海桑田，谁不是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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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因为签证check，躲过了一场离别。
这让那些五年没见的大学同学在我心里保持了斜挎书包穿越丛林、或者课堂上偷吃包子的形象。有时候宁愿保留它，不破灭。你们现在是不是都体面了很多，上课吃什么都堂堂正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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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天前写了一篇《端粒》的科普，末尾自作聪明地引用了Blink 182的歌词：My friends say I should act my age. What's my age again, what's my age again?
其实这些疯话，只有你还没见识到岁月的邪恶和岁月的公正的时候，才说得出。